煤气灯效应(PUA)
煤气灯效应（大陆地区别名PUA）是一种心理操纵的形式，其方法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隐秘地让受害人逐渐开始怀疑自己，使他们质疑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或判断力，其结果是导致受害者的认知失调和其他变化，例如低下的自我尊重。因为其使用否定，误导，矛盾和错误资讯，煤气灯效应使受害者心理上去稳定化以及使受害者不再相信她/他们原来的的信仰。在现实案例中的范围，可以从虐待者否认先前发生过虐待事件，到虐待者意图使受害者迷失方向的怪异事件的发生。
该术语起源于剧本《煤气灯》（Gas Light，1938年，但最初在美国以“安吉尔街”为名称演出）及其1940年和1944年的改编版电影。该术语已用于临床心理学文献以及政治评论和哲学中。
词源
英格丽·褒曼在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中
该术语起源于她的丈夫在1938年的舞台剧《煤气灯下》，以及1940年和1944年发行的电影改编版中，对受害者的系统性心理操纵。在故事中，丈夫试图通过环境中的小细节来操纵妻子和其他人，并坚持让妻子认为她自己错了，错误地记住了事情或在指出这些变化时有妄想的可能，从而说服妻子相信她自己疯了。这部戏的标题隐含了虐待丈夫如何在家里故意让煤气灯缓慢变暗，同时又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目的是使妻子怀疑自己的看法。他还在封闭的阁楼中点灯寻找属于被他谋杀的女人的珠宝。他搜寻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包括自言自语。 妻子一再要求丈夫确认她对调暗的灯光，噪音和声音的认知，但他无视现实，一直坚持认为灯光没有改变，而是她发疯了。他打算让她进入精神病院，之后他将能够获得对她的授权书，并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搜索。
自从1960年代[7]以来，“煤气灯下”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操纵某人对现实的感知的努力。该术语已经被用来描述这种行为心理分析自上世纪70年代文学。在1980年出版的关于儿童遭受性虐待的书中， 弗洛伦斯·拉什根据该剧对乔治·丘克（George Cukor）的 《煤气灯》（ Gaslight，1944）进行了总结，并写道：“即使在今天，‘煤气灯’一词也用来描述企图破坏他人对现实的看法。”
特点
煤气灯效应涉及一个或一组加害者，以及第二个人（受害者）。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所产生的情感虐待不会被公开滥用。
煤气灯效应取决于“首先说服受害者的想法是被歪曲的，其次说服受害者接受加害者的想法是正确的和真实的”。煤气灯效应在受害者中引起认知失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认知失调，并使受害者对自己的思维，感知和现实测试提出质疑，从而容易引起他们的自尊心低落和令人不安的想法和影响。并可能促进混乱，焦虑，抑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精神病的发展。当受害者对自己的心理能力失去信心并发展出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之后，他们就更容易受到加害者的控制。:34受害者往往是权力和地位较低的人。
加害者或受害者的角色可以在给定的关系中摇摆，并且通常每个参与者都确信自己是受害者。当一群人充当加害者时，煤气灯效应会通过该小组成员的“微小的，通常是看不见的行动，通过积累和加强力量而对其造成损害”。个人和团体已将煤气灯效应用于“对其他个人和团体的心理功能进行人际和社会控制 ”。
认知偏差是指听者主要由于某样事物被频繁重复而开始相信它的一种现象。在煤气灯效应期间，该现象可能会发生于受害者身上。
精神分析的解释
心理分析学家维克多·卡莱夫（Victor Calef）和爱德华·温斯赫尔（Edward Weinshel）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煤气灯效应涉及从施害人到受害人的心理内容的投射和注入（“转移”）。心理内容包括情感，知觉，冲动，抵抗，幻想，妄想，冲突。作者探讨了受害人为何可能“倾向于融合并吸收他人将其外部化并投射到他们身上的东西”的多种原因，并得出结论认为，煤气灯效应可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度结构化的配置，其中包含了许多精神因素的贡献”。
后来，精神病医生西奥多·多帕特（Theodore Dorpat）将受害者的无意识心理内容的这种“转移”描述为投射性认同的一个例子。受害者未意识到自己正受到煤气灯效应的影响时，投射性认同最有效。若受害者自身也认同“转移”的内容（所投射的内容），则它将具有破坏性。但是，当受害人变得能够不相信且不认同投射性认同产生的负面内投时，这些影响就会被抵消。
人格障碍
社交变态者和自恋者经常使用煤气灯效应来虐待和破坏受害者。社会变态者一贯违背社会道德规范，违反法律并利用他人，且通常也是令人信服的说谎者，有时甚至是迷人的说谎者，他们始终否认有不法行为。因此，一些受到社会变态者伤害的人可能会怀疑自己的看法。一些虐待配偶身体的人可能断然否认自己曾行使暴力，从而起到对伴侣的煤气灯效果。煤气灯效应可以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发生，其中父母、子女或双方说谎并试图破坏知觉。
在精神病学中
在精神病人的住院设施中，患者与工作人员之间发现了煤气灯效应现象。
Dorpat在1996年的一本书中声称，“煤气灯效应和其他人际关系控制方法被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人广泛使用”，因为它们是塑造他人行为的有效方法。他指出，临床医生使用具有威权主义态度的人际控制的秘密方法，例如煤气灯效应，他建议临床医生使用更多非指导性和平等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将患者视为积极的合作者和平等伙伴”。
在浪漫关系中
在人际关系中，加害人“需要是正确的”，以便“保留（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在世界上拥有权力的意识”；受害人允许加害人“定义（自身的）现实感”，以至于受害人“理想化（对方）”并“寻求（对方的）认可”。
心理操纵可包括使受害者质疑自己的记忆，知觉和理智。加害者可能会使用轻蔑的语言无效化 (invalidate) 受害者的感受：“你疯了。别那么敏感。不要偏执。我只是在开玩笑！我很担心；我认为你身体不好。”
心理学家吉尔·罗杰斯（Jill Rogers）和黛安·弗林斯塔德 （ Diane Follingstad）说，这种忽视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将心理虐待描述为“通过胁迫、控制、口头虐待、监视、孤立、威胁、嫉妒、屈辱、操纵、劣等对待、创造敌对环境，在性和忠诚方面伤害伴侣，在情感上和/或身体上对伴侣有所隐瞒等做法，以伤害他人的一系列令人厌恶的行为。”。
在一些婚姻不忠的案例中，人们发现了煤气灯效应现象：“治疗师可能通过错误地标记受害者的反应来加剧受害者的痛苦。配偶的煤气灯行为为某些[受害者]“神经衰弱” [甚至]在某些最恶劣的情况下自杀提供了诱因。”
心理学家格特鲁德·泽蒙·加斯和威廉·尼科尔斯在其1988年的文章“煤气灯效应：婚姻综合症”中研究了男人的婚外情及其对妻子的影响。他们描述了一个男人如何试图说服他的妻子她在捕风捉影，而不是承认自己有外遇：“一个妻子在自己家里接电话，却不经意间偷听了丈夫在出差途中和女友幽会的计划。”他通过质疑她的感官证据来否认：“我没有和任何女友通电话。 你一定在做梦。”
罗杰斯（Rogers）和弗林斯坦德（Follingstand）考察了女性的心理虐待经历，这些经历可以作为抑郁、焦虑、躯体化以及自杀意念和生活功能的症状和临床水平的预测指标。他们得出结论，心理虐待会影响妇女的心理健康结果，但是与实际虐待相比，人们感知到的性格，关系模式和反应方式的负面变化是心理健康结果的更强指标。
心理治疗师斯蒂芬妮·莫尔顿·萨基斯（Stephanie Moulton Sarkis）解释说，“保持一定程度的认知失调才能与煤气灯效应的使用者保持连接”，而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认知失调的最健康方法”涉及“让自己离开或远离使用煤气灯效应的人”。
标志和方法
如帕特里夏·埃文斯（Patricia Evans）所述，观察到的施虐者有七个“警告标志”：
- 向受害者的隐瞒信息
- 反击信息以符合施虐者的观点
- 冷处理信息
- 经常以玩笑的形式进行口头虐待
- 阻止和转移受害者对外界的关注
- 轻描淡写 （“最小化”）受害者的价值
- 通过逐渐削弱受害者及其思维过程来破坏受害者。
埃文斯（Evans）认为有必要了解这些警告标志，以便从该处开始治疗过程。
心理学家埃里诺·格林伯格（Elinor Greenberg）描述了三种常见的煤气灯效应方法：
- 隐藏。虐待者可能向受害者隐瞒事情，掩盖他们所做的事情。虐待者不会感到羞耻，反而会说服受害者怀疑自己对情况的看法，并把责任归咎于自己。
- 不断变化。滥用者感到有必要改变受害者的某些东西。无论是受害者的着装或行为方式，他们都希望受害者融入自己的幻想中。如果受害者不遵守，虐待者可能会说服受害者他或她实际上还不够好。
- 控制。虐待者可能希望完全控制受害者并拥有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施虐者会试图将他们与其他朋友和家人隔离开来，以便只有他们才能影响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虐待者知道受害者完全受到受害者的控制，因此感到高兴。
离婚程序教练林赛·埃里森（Lindsey Ellison）所描述的施虐者的最终目标是让受害者重新考量自己的选择并质疑自己的理智，使他们更加依赖施虐者。用来降低受害者自尊心的一种策略是施虐者在无视和照顾受害者之间交替，从而使受害者降低了对构成情感的期望，并认为自己不值得情感。
性别角色
心理治疗师斯蒂芬妮·莫尔顿·萨基斯观察发现煤气灯效应存在于她治疗的约30-40％的夫妻中，她说：“男性和女性有同样的可能去进行煤气灯效应”并说：“据我们所知，性别在这里相等地被表现出来。”她进一步解释，我们倾向于认为使用煤气灯效应的是男性居多，因为“男人往往更不愿意（也许是不好意思 ）以人谈谈女搭档是谁是情感虐待”。
社会学家佩奇·斯威特（Paige Sweet）在社会不平等和举足轻重的家庭暴力亲密关系的背景下，研究了煤气灯效应，“这种策略是性别化的，因为它们依赖于女性气质与非理性的联系”。
根据哲学教授凯特·艾布拉姆森（Kate Abramson）的观点，煤气灯效应的行为与性别歧视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尽管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更经常成为被煤气灯效应的对象。艾布拉姆森解释说，这是社会条件的结果，并说：“这是性别歧视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不自信，对我们的观点，信念，反应和看法的怀疑程度要高于男性。而节食旨在破坏某人的观点，信念，反应和看法。各种形式的自我怀疑的性别歧视规范为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艾布拉姆森说，煤气灯效应的最后“阶段”是严重的临床抑郁症。哲学教授希尔德·林德曼（Hilde Lindemann）尤其谈到妇女时说，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抵抗操纵的能力取决于“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的能力”。建立“对抗区”可以帮助受害者重新获得“普通水平的自由行”。
在办公的地方
当人们做的事情导致同事对自己及其行为提出质疑，而这对他们的职业有害时，便会在工作场所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害者可能被排除在外，成为流言蜚语，长期被抹黑或受到质疑以破坏其信心。施害者可能会将谈话转移到感知到的错误或错误上。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煤气灯效应，当施害者拥有权力时，这尤其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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